昨天，最高人民檢察院通報，自2013年至今年5月，各級檢察機關共查辦涉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28894人，占同期檢察機關立案查辦職務犯罪總人數的22%。

　　>>有何特點？

　　小官涉貪明顯窩案串案嚴重

　　發布會上，最高檢職務犯罪預防廳副廳長陳正云表示，涉農扶貧領域的職務犯罪處于易發多發態勢，并呈現出了新的特點，可概括為：“小官涉貪”明顯、窩案串案嚴重、貪污侵吞突出、發案環節集中。

　　陳正云介紹稱，該類職務犯罪呈現出職務低、發案率高“一低一高”的顯著特征，多發生在縣、鄉、村三級，涉案人員包括村黨支部書記、村委會主任、村會計、村出納等“兩委”成員和村民組長等村組干部，鄉鎮站所工作人員和部分縣級職能部門工作人員，科級以下工作人員和村組干部占了較大比例。

　　“一些省的村‘兩委’負責人案件超過了整個涉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的半數，有的市、縣更高達70%至80%。”陳正云說。

　　談到窩案串案問題，陳正云稱，一些涉農扶貧的職能部門與使用單位之間、國家工作人員與申請人之間、村委成員之間等相互勾結、團伙作案“抱團腐敗”，共同侵吞國家涉農扶貧的政策性補貼和專項資金。這一領域職務犯罪的查處，往往是突破一案，帶出一串，端掉一窩。

　　他舉例說，如廣西檢察機關立案的276件涉農案件中，共同犯罪83件，占30.07%；安徽省蕪湖市檢察機關近年來查辦的涉農惠民職務犯罪案件中，窩案、串案占這類犯罪立案總人數的84.52%。

　　>>用何手法？

　　對上虛報冒領對下隱瞞實情

　　據了解，近年來，國家對農民生產生活實行一系列財政補貼，被農民群眾稱為“民心錢”“暖心錢”。但一些基層干部利用手中權力“雁過拔毛”。發布會上通報的數據顯示，2013年以來，檢察機關共在涉農和扶貧領域查辦貪污犯罪16385人，占該領域職務犯罪涉案總人數的56.7%。

　　“有的采取對上虛報冒領，對下隱瞞實情等手段，直接或變相冒領、騙取、套取各項涉農扶貧補助款；有的利用代領、代發補助金的便利，直接克扣、截留、私分涉農資金；有的虛列戶頭、重復報賬以及收入不入賬等方式侵吞補貼資金。他們目的簡單，手段隱蔽，甚至連續多年作案。”陳正云說。

　　對于該類犯罪的發案環節，陳正云表示，主要集中在登記申報審核、項目審批立項、專項款物管理、質量監管認證、補貼發放、檢查驗收等環節。其中，專項資金的申報審核、資金管理和項目驗收三個環節尤為突出。據統計，檢察機關查辦的發生在涉農資金管理使用環節的職務犯罪有14937人，占涉農職務犯罪案件總人數的55%。

　　“尤其是在這些環節，瀆職犯罪與賄賂犯罪互相交織，有的公開收受、索取賄賂，玩忽職守、放棄職責或濫用職權、優親厚友、以權謀私。”陳正云介紹，檢察機關在涉農扶貧領域共查處瀆職犯罪4617人，占涉農扶貧職務犯罪總人數的16%。

　　記者還從發布會上了解到，最高檢決定，從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，在全國檢察機關開展為期2年的集中懲治和預防惠農扶貧領域職務犯罪工作。

　　>>最高法發布

　　限制“老賴”乘G字頭列車

　　京華時報訊（記者王曉飛）昨天，最高人民法院召開新聞發布會，發布《關于審理拒不執行判決、裁定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和《關于修改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〉的決定》兩個司法解釋。解釋中增加了采取限制消費措施的內容與力度，包括增加對乘坐G字頭動車組列車全部座位、其他動車組列車一等以上座位的限制。也就是說，“老賴”將被限制列車一等以上座位及G字頭車組的全部座位。

　　最高法執行局局長劉貴祥介紹，2010年，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《關于限制被執行人高消費的若干規定》，明確人民法院可以對被執行人發出限制高消費令，限制其乘坐飛機、列車軟臥出行、不得在星級以上賓館酒店住宿，不得旅游、度假等多達九種類型的高消費行為，但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，該解釋部分規定需要進行及時修改。

　　劉貴祥解釋稱，原“限制高消費規定”側重于對各種大肆揮霍、奢侈消費行為的限制，但因不同地區收入水平及被執行人情況的不同致使“高消費”的標準難以統一界定。此次修改拓寬了限制消費措施的范圍，并對“高消費”的內容全部作相應修改。

　　此次修改增加了采取限制消費措施的內容與力度。其中增加對乘坐G字頭動車組列車全部座位、其他動車組列車一等以上座位的限制。

　　在此次公布的司法解釋中，對于單位被執行人也加大了限制力度。劉貴祥介紹，單位被執行人被采取限制消費措施后，其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負責人、影響債務履行的直接責任人員、實際控制人四類責任人員禁止實施高消費及有關消費行為。也就是說，如果公司拒不履行法院判決，那么該公司的負責人及高管將被限制高消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