趙已在北影廠門口蹲戲6年，如今，隨著網絡通訊的發展，靠“蹲”等戲的時代即將消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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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北京電影廠外，趙士軒用閃光燈打亮自己。平時，他都坐在這里等待演戲機會。趙士軒曾是一名法官，退休后為圓演戲夢，成為北影廠門口的一名群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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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士軒隨身攜帶的包，里面裝的物品可以保證他隨時跟著劇組去往外地。

　　“即使最微弱的光芒，也有自己存在的價值”，這是電影《我是路人甲》中的經典臺詞。

　　在影視圈，“路人甲”是群眾演員的別稱，沒有臺詞，沒有特寫鏡頭，甚至露臉都是種奢侈。他們在熒幕上轉瞬即逝，在星光背后默默無聞。

　　北三環中路77號，北京電影制片廠門口是他們的聚集地。懷揣“明星夢”的他們蹲坐在道路兩側，像一件件貨架上的商品，等待著大小劇組的挑選。他們或青春年少，或兩鬢斑白，相同的除了夢想還有窮苦。

　　“我會用盡全力在鏡頭前，哪怕只有一秒”，當了37年法官的趙士軒在退休后毅然踏進“路人甲”隊伍，“蹲戲”6年后，他終于實現了年輕時的影視夢，更見識了一個法官永遠也見不到的世界。

　　從法官到群演

　　盛夏7月，北三環中路77號道路兩側郁郁蔥蔥，炙熱的陽光被蓊蔚的樹冠遮擋，標志性的工農兵雕塑依然屹立在“歡度佳節”的拱形門頂上。棕色的油漆斑駁，映襯著四個黯淡的繁體金色大字“歡度佳節”。

　　這是個至今有66年歷史的造夢工廠。

　　60多歲的趙士軒坐在門前西側高高的楊樹下，搖著折扇等戲。一個折疊小馬扎，一個鼓鼓囊囊的黑色帆布包，就是他的全部家當。他體型較胖，不笑時嘴角向下，眼睛炯炯有神，不怒自威。周圍的人都稱他“老趙”。

　　2009年，在天津一所基層法院當了37年法官的老趙退休，一家人隨著兒子定居北京。工作時幾乎天天跟刑事案件打交道，老趙壓力頗大。“像走鋼絲一樣，得小心翼翼地往前邁。”卸任之后他下定決心，再也不要從事法律工作，找個感興趣的事兒做。“那時候就想見識下，拍電影電視劇是怎么回事。”

　　老趙對影視劇的向往，可以追溯到青年時期。1978年，25歲的他在中國政法大學讀法律專業，因為喜歡演員牛犇，對馬路對面的北京電影學院產生了莫大興趣。

　　他常常爬過開了口的明城墻，溜達到北影門口，卻不敢進校園逛逛，探著頭向里張望。“別說牛犇了，連學生都沒碰見幾個。”

　　“拍大片兒”賠了40塊錢

　　31年后的秋天，老趙故地重游。這一次，他默默佇立在北三環中路77號北影廠門口，看著周圍“蹲戲”的幾十個男女老少，做好了心理準備。“試試唄，哪怕就是花點路費，賠點咱也干！”當天下午兩點，一輛客車停在離他不到20米遠的路口，車上的人招募幾十個張紀中版《西游記》的群眾演員，拍夜戲每人30塊，老趙順利入選。

　　第一天來就趕上“拍大片兒”，這讓老趙激動不已。他兩手空空跟著進了郊外的劇組。“沒有概念，除了手機和煙其他什么都沒帶。”到那之后，老趙和其他群演換上半截袖的戲服，扮演看燈會的老百姓，在導演指示下走場。

　　面對鏡頭，有37年法官經歷的老趙不犯怵也不緊張，但是拍戲片場不同于法庭，鏡頭掃過去，哪些群演走位錯了或是動作、表情不對，就要重來。幾分鐘的戲拍到深夜才過關，他在風中凍得打戰。

　　拍完戲，群演們要脫下戲服拿回自己的東西。放衣物的屋子是臨時搭的，沒有燈。出來進去的幾十個群眾演員，大多黑燈瞎火地摸索，老趙才知道要準備個手電筒。

　　凌晨兩點多，他們被車送回北影廠門口。沒有地鐵和公交，老趙領著30塊錢的酬勞，花了70塊錢打車回家。第二天早上起來，他把在劇組里拍的照片給家里人看，邊說邊樂和。“不在乎賠了40塊錢，我開心就好。”

　　自此，老趙正式踏入影視圈，成為北影廠門口“蹲戲”的群眾演員之一。他漸漸有了經驗，買了個墨綠色的充電小手電，背著一個裝著換洗衣服、牙具、毛巾、自拍桿、個人簡歷等物品的黑色帆布包，帶上折疊小馬扎，坐在北影廠大門東側樹蔭下，隨時可以出發。

　　生活如流浪漢一般

　　老趙開始熟悉這里的規則。北影廠門口的“路人甲”分為三類：普通群演、特約演員和特型演員。群演就是活道具，在戲里當背景，逛哪兒走哪兒都按照規定來。特邀演員能頂個有名有姓的角兒，有臺詞。特型演員則在外貌上有明顯特征，比如身材高大魁梧的可以演武士，背闊胸寬的能演老板，一般沒有臺詞，除非長得特別像某些名人。

　　在市場上，他們的工資也按照不同類型劃分。普通群演日收入30元至80元不等。普通特型演員日收入100元左右。特約演員則分為小、中、大三個級別：小的特約演員會有一兩句臺詞，日收入100元左右；中等特約演員每天收入300至500元；有名氣的特約演員一天最多能收入上千元。

　　這些來自天南海北的男女老少，普通話里多少帶著點鄉音。他們日復一日蹲守在北影廠門口，生怕錯過了一絲機會。為了省錢，即使在冬天，也有人躺在門前兩側草地上睡覺。薊門橋下的地下通道，也曾是他們的休息場所。晚上靠著墻壁和衣而睡，或者直接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有些人甚至吃住都在這里。

　　“后來城管不讓睡通道了，他們就到附近的麥當勞、網吧，找個沙發或桌子湊合一晚。”在北影廠蹲守6年，老趙深知他們辛苦。有次拍戲收工太晚，他沒有回家，跟群演一起住進北太平莊一家旅店，睡幾十個人的大通鋪。一晚只要10多元錢，別人睡得挺香，他連衣服都沒脫，“真的太不習慣了。”

　　也有過得不錯的群演，北京人老張比老趙大四歲，退休后來北影廠“蹲戲”5年。如今他已成為日收入300至500元的特約演員。有養老金，生活上沒有壓力，蹲戲是為了開心。他們可能是北影廠門口最不像“路人甲”的“路人甲”。“沒別的愛好，就是喜歡”，老張坦言。

　　他們還認識一對來自山東的老夫妻，從國企退休后定居北京，也因為興趣加入這行。老太太跟傳媒高校的學生關系很好，有拍戲的機會常給大家推薦。

　　人氣電影中成功配角

　　拍完戲，老趙喜歡總結一下哪兒好哪兒不好，而不是完成任務，拿錢走人。他愛琢磨演技。雖然長得一臉正氣，演起反面角色也像模像樣。在電視劇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》里，老趙飾演了一個嫖客。

　　他琢磨，規規矩矩、親親熱熱地演，跟兩口子逛商場似的，不像地痞流氓。突然靈光一閃，想到了評劇里的一個片段，決定“借神態”照葫蘆畫瓢。

　　開拍時，他吊兒郎當地站在“妓院”門口，見到姑娘，瞇起眼睛摩挲雙手，搖頭晃腦地笑，最后大手一攬，眉飛色舞地摟著女演員進去了。這場戲讓導演印象深刻，也為老趙贏得另一個門衛的角色。

　　2010年冬天，跑了一年群演的老趙被選中，在一檔互動親子欄目中擔任現場嘉賓。憑著嗓音渾厚，邏輯清晰，極有說服力，他很快在24位嘉賓中脫穎而出。良好的表現讓老趙成為固定嘉賓。他一共出演了112期節目，每期酬勞幾乎是群演的10倍。“檔次一下子提升了，還能跟著摻和大片兒”。

　　他開始能接到有臺詞的角色。最近異常火爆的電影《煎餅俠》里，老趙扮演一名推車攤煎餅的老頭張二柱。

　　大鵬的劇組想借用張二柱的煎餅攤，他卻非要在攤前掛上印有自己頭像的招牌，以植入廣告，并為此和劇組人員起了沖突。一臉不屑的大鵬讓助手先給他掛上，“之后再PS掉，反正這老頭又不懂”。

　　“誰不懂了，不就是Photoshop嘛”，老趙回擊。三兩句臺詞的橋段，因為老趙的出色表演，會引得電影院里觀眾們哈哈大笑，分貝毫不遜色于其他大腕帶來的喜劇效果。

　　演出不過一分鐘，老趙卻拍了四天。“拍電影要求更高，得保證質量。”

　　路人甲常有 王寶強不常有

　　在北影廠門口，最有分量的“角兒”是王寶強。年輕的群演們提起這個名字總是格外亢奮，有人指著門前廣場東側的那片樹林，說當年王寶強“北漂”時爬過哪棵樹，也有人嚷著要當王寶強第二。

　　對此老趙很冷靜，“我沒那么大欲望，不是誰都能當王寶強。”他看過王寶強表演，一個遠鏡頭里，王寶強從車上跳下來走路，生動而有靈氣。“對人物拿捏得好，能鉆進去，演誰像誰，這是悟性。”

　　這一行講究“悟性”。剛入行時，老趙天天看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等制作龐大的電視劇，分析演員演戲的技巧。后來發現，“悟性”是天生的，王寶強只有一個。人跟戲發生的化學反應，只可意會不能言傳。

　　他觀察北影廠門口形形色色的年輕人，這些80后、90后大多數沒有較高的文化背景和教育水平。很多年輕人盲目地橫沖直撞，想象自己被命運眷顧一夜成名。

　　去年，老趙遇到個28歲的小伙兒。留了個時尚發型，“頭發越往上越紅，越往下越綠。”拿著根“打狗棒”，做了個廣告牌寫著“天下丐幫幫主，”展示自己在全國各地街頭賣藝的照片。老趙看小伙兒文章寫得不錯，跟他聊了聊時局，小伙兒聊得頭頭是道。正準備留下來當群演，就有年輕人過來挑事，砸了小伙兒的攤。小伙兒跟人打了一架，此后再也沒在北影廠門口出現過。

　　“這兒沉淀下來的沒幾個人，年輕人隔三五個月就換一撥，都是現實逼迫。”老趙用“做夢”形容遙不可及的幻想，他深知現實的殘酷的無奈。“干這一行的那么些人，能堅持下來除了毅力就是運氣。”同時，他也佩服對拍戲充滿熱情和堅韌的年輕人。“哪怕沒有經濟保障、生活保障，他們每天都樂和。”

　　樂在其中 苦也甘愿

　　老趙拍戲的熱情不比年輕人少，一提拍戲，眼珠子都能立起來。拉戲的人一般早上六七點過來，去郊區拍戲最少需要一天。因為擔心來回拍戲，影響家里人休息，3年前，老趙在昌平區沙河鎮租了一間十平米的斗室。每天早上8點，老趙坐345快速公交半小時直達北影廠，三四天才回趟家。

　　在河北省涿州拍郭德綱主演的《夢回唐朝》時，他在36℃的高溫下，穿了4層戲服。攝影棚里有40多℃，老趙汗如雨下，衣服都濕透了。古裝戲的頭套和帽子重好幾斤，老趙頭上不停冒汗，刺癢得直打冷戰，他怕破壞發型，撓也不敢撓。

　　為了拍戲，老趙把兩邊鬢角留長，方便戴頭套。貼身的戲服每天都要拿回去自己洗，有時晚上還有夜戲，拍完回去洗澡洗衣，第二天早上再接著拍，每天的工資100塊。老趙沒想過放棄，“我們這年代的人什么苦都吃過，這也不算苦。”

　　6年時間里，老趙足跡遍布遼寧、山東、湖南，以北京為軸輪著轉，他走過十幾個地方，“比旅游精彩。”回來后，跟家人分享照片。老趙很感激家人的支持和理解。剛進這行，他們互相不放心，天天通電話。后來老伴、兒子和兒媳見他成功減了肥，腰不酸腿不疼，人也容光煥發，就隨他去了。

　　最讓老趙驕傲的是，他沒動退休金，用拍戲掙的錢給小孫女買了架一萬多的鋼琴。“這就是這么多年唯一的收獲。”老趙哈哈大笑。

　　法官看不見的世界

　　要想學藝，先學做人。老趙接戲很有原則，“這個圈子財神爺說了算，但有些錢不能掙。”他不接藥品廣告，“咱分不清真假，不想做虛假宣傳”；樂意出演跟法律有關的片子，哪怕錢少點辛苦些。畢竟，演普法片比上法庭簡單得多。“拍戲把一條法律說明白就行，法庭上不一樣，一件事涉及很多法律條款。”

　　2014年，老趙經人推薦，出演北京電視臺《現場說法》欄目的普法故事片。有一天演父親的男一號演得不到位，配角老趙接到節目組電話匆匆趕來救場，“臺詞看三遍我就說下來，還很利索。”完整的表現讓導演眼前一亮，老趙成了男一號，并接連出演100多集故事片，其中三十多集都是主角。他從網上下載了一些，拿回原來的單位給同事們看，說側面宣傳法律。同事笑他“藏了一手”，居然會演戲。他樂：“我這是普法。”

　　2013年12月，老趙收到了最高法院授予離退休法官的“榮譽天平獎章”，作為將30多年青春獻給司法事業的表彰。當了一輩子法官，老趙選擇在北影廠門口褪去威嚴的光環。“卸任到這兒來才發現，社會上好多事是當法官時看不見的。”作為無官一身輕的普通人，老趙感受到最平凡的酸甜苦辣。

　　他很清楚，群演是弱勢群體，一些群演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障。比如進組拍戲需要簽合同，但有的合同并不公平。“合同上通常要簽群演的身份證號、手印、名字，對群演有百分百的約束力。劇組只寫個名字，沒有正規法人代表、制片人姓名和公章，對劇組沒有法律效力，單方面約束，有什么用？”

　　老趙勸一些年輕人“最好別簽”，但少有人聽。“咱人微言輕，沒辦法。”他見過負責聯系群眾演員的戲頭，跟另一個戲頭搶人，互相打罵爭市場；也見過有人拉車接群演拍了一天戲不給錢，過幾天又來拉，誰要錢打誰。面對這些不合法的行為，雖然他會指出來，但有時不得不向現實妥協。老趙感嘆：“孤掌難鳴。”

　　即將消失的“蹲戲”時代

　　在蹲戲的人群中，老趙認為自己“沒有代表性”，他看著每天掙幾十塊錢，吃飯沒準點、睡覺沒地方的群眾演員，心中百味雜陳。總有新來的年輕人在門口打聽這一行經驗，當問到老趙時，他總是苦口婆心地勸人趕緊離開。“夢不能當飯吃啊，省的被餓跑了。”但聽勸的，至今沒有一個。

　　但從去年開始，北影廠門口蹲戲的人慢慢變少，從鼎盛時期的每天一兩百人縮減到每天幾十個人。老趙分析，現在都是網上招聘，劇組招人也能通過微信上發消息。網絡的發展，打破了群演們在北影廠門口等待的思維慣性。

　　如今，老趙也在網上接戲。他仍然10天左右去北影廠門口看看，湊個熱鬧。雖然在這幾乎找不到戲，但他喜歡找老伙計聊一聊，“人老了愛說話，到這兒才知道什么叫放松。”大家對北影廠有感情，都有點戀戀不舍。“也許以后，就沒有人再來了。”

　　老趙依然在當“路人甲”，他拍拍腿，“只要走得動，我就繼續干下去。”

　　北影廠門口，陌生的面孔還在不斷更迭，他們有近乎相同的眼神，炙熱、好奇，臉上寫滿疲憊和憧憬。這是個造夢的地方，夢周而復始，從不結束。千千萬萬的北漂大軍中，仍有數量龐大的“路人甲”默默守在這里，固執地等待下一場戲。夢想似近又遠，無法預期。